微博搭桥 警民接力 送走失女孩回家
但除了赋予公民主观权利的路径以外，环境权保障还可采用规定客观的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路径。
从前述特征可知，气候变化并不单纯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认识气候变化问题也不局限于自然科学的角度，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切入点。但就目前环境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状况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规划而言，要做到二者相融，还需要克服传统权利保护手段对于气候变化背景下环境权保障的乏力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其他人权之间固有的价值分歧带来的困难。
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威胁、在新时代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我国应坚定不移地以推进双碳目标为目标指引，全面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况且，在面对高温、风暴、严寒等极端天气时，绝大多数人都只会产生严重的不适感，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愉悦感受。为顺利推进二者融合，国家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时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包括、以国家履行应对气候变化义务的方式保障环境权、在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权保护协同发展过程中发挥适度能动司法作用，以整体系统观为指导对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权和发展人权事业进行综合考虑。在环境保护领域，整体系统观体现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应摒弃还原论的观念和碎片化的模式，从整体入手开展全域生态环境治理。在不懈努力之下，我国在人权司法方面业已取得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注入司法价值观、基本形成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价值的诉讼制度、建立起常态化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机制等显著成就。
具体到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权保护融合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环境权主张，决策与执行机构应在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中增设并执行与各类型环境权相匹配的应对气候变化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原告的提出气候稳定权的目的应在于使其合法权益免受气候问题的侵害，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权对无害环境的追求相契合。（2）被牺牲者已被特定化，即使不对之实施紧急避险也会立即牺牲时，对之实施紧急避险的。
二、义在何处义在何处即义从哪里找寻，是对义为何物的继续或深入。正如我们所知，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的小于说既非明文的刑法规定，也无相应的立法解释，故紧急避险制度中的必要限度有待刑法教义学给出答案，因为该说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忽略了造成损害的必要性这一点，而更为重要的是生命型避险需要予以正当性解答。先后在法体系的共时性与刑法规范本身的历时性观照中和在社会生活的现实要求与发展规律中找见刑法教义学的义，是对义在何处的由表及里或由形式到实质的回答。这里，有意义和必要的都可构成法教义学包括刑法教义学的义的生活说明。
而按照美籍俄裔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的说法，怀旧包含一种类型即反思型怀旧——反思型怀旧注重于怀，很像一个人在废墟上徘徊游荡，试图在脑海里重构曾经的时光。既然义应当具有自省性即自我反省性和自修性即自我修正性，则意味着义又进一步地具有开放性与建设性或建构性，即刑法教义学的义并非一成不变，因为义在社会生活中，而社会生活又是发展变化的。
由此，曾经的嫖宿幼女罪立法侧重或偏重社会管理秩序的规范目的便形成了一种不义，即曾经的嫖宿幼女罪的立法是不义之法或不当之法。于是，我们把具有正当性的刑法规范目的视为刑法教义学，同时也是刑法本身的义。于是，尊重社会生活的现实要求与发展规律便构成刑法的最大和最终的义，同时构成刑法教义学的最大和最终的义。由于刑法与前置法是同时存在的，即二者是共时的，故刑法教义学的义首先是在法体系的共时性即时空横向性中，亦即刑法是在其与前置法时空并存的维度来谋求与实现其正当的规范目的。
陈忠林教授曾多次严肃地指出：没有不讲理的法，只有不讲理的人。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而不义的刑法规范应被纠正甚至废弃。其中，皆为性命之尤是对人是目的和人的自我的内在价值的今义古说。强调刑法规范目的具有一种客观的主观性，意味着对刑法规范的理解和运用伴随着一个历史观照的认知过程，从而减少或杜绝盲目性和随意性。
学者指出，为适应社会需要及实践正义，需经常反省、修正或突破既有概念体系，使得法释义学有助于在实践理性与道德领域从事法之发现。二是在特定条件下，牺牲一个人以保全两个以上的他人，可以成立紧急避险，体现着紧急避险必要限度的小于说， 即损害的小于保全的（在法益数量上）。
在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问题上，张明楷教授指出，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是指在所造成的损害不超过所避免的损害的前提下，足以排除危险所必需的限度。即在正义及其衍生价值的指引下，以衡平的、可以被理解的方式去满足由人类公共生活所发生的法律上需要。
由于刑法是人为的制度，刑法学是人为的学问，从而人为意味着目的性，且教义所对应的权威性本身也隐含着目的性，故义可切入目的性来展开言说，亦即刑法的规范目的是我们捕捉刑法教义学的义同时也是刑法本身的义的方向所在。俱缘身命，咸是不轻，辄欲科辜，恐伤猛浪。如果再让我们来回顾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即刑法传统，则亲亲相隐不为罪可给予我们以相当启发。这里，我们或许还应承认，随着社会生活特别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刑法学理论知识似乎越发呈现碎片化，但以合事理和合情理为体现的刑法规范目的的正当性即刑法教义学的义，则是刑法学理论知识去伪存真的一种过滤器。刑法教义学中的义与刑法的应有之义有着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的规范功能即规范确立功能与规范适用功能。（3）被牺牲者客观上不可能行使自主决定权，尤其是不可能行使防卫权时，对之实施紧急避险的。
在中国古代，之所以亲亲相隐不为罪，乃因为家国伦理秩序较究处犯罪的司法秩序更加重要，从而统治者将保护家国伦理秩序作为亲亲相隐制度的规范目的。实际上，刑法教义学中的教义是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结合体。
刑法教义学的理论重要性与实践重要性，毋庸多言。可以肯定的是，义在具体刑法条文的背后，但这只是直观或表面地看问题。
虽然只是一个部门法，但由于刑法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后盾之法与保障之法抑或殿后之法，故刑法的法体系性较强或最强。然而，如果不允许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保护更多人的生命，将意味着宁愿导致更多人死亡，这难以为社会一般观念所接受，也未必符合紧急避险的社会功利性。
首先，刑法教义学的义存在于法体系的共时性观照之中。于是，在生命型避险的问题上，张明楷教授又指出，如果说生命是等价的，则可用牺牲生命的方法来保护等价的生命，尤其是可以用牺牲一个人生命的方法来保护多数人的生命。相应地，在社会生活的现实要求与发展规律之中寻义，意味着刑法教义学又是一种外部证立学，因为内部证立所凭借的前提与规则的有效性需要外部证立予以检验，而外部证立即实践证立。这里，不超过意味着张明楷教授提出了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的小于/等于说，即损害的可以小于或等于所避免的。
而在还没有从宽处罚规定的情况下，刑法司法应作为酌定情节对待。有什么样的教义，就有什么样的刑法教义学。
由此，刑法教义学的义就是一种社会正当性甚或一种社会公理。（一）义是什么在国内刑法学研究中，刑法教义学已经被提倡许久。
如果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害大于或等于所避免的损害，则属于超过了必要限度。这里，义还具有价值性和精神性，从而具有对刑法学的生产性，即能够生产出一整套刑法学本体理论。
这对我们审视窝藏、包庇和伪证等犯罪的我国立法与司法不无启发：血亲或者配偶或其他亲属对实施了犯罪的亲属给予窝藏、包庇和伪证等，符合亲伦关系，本应作出从宽处罚的立法规定。在2023年5月20日面向未来的刑法学：理论发展与方法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中，陈兴良教授作了《未来刑法学的十大着力点》的演讲。不义之物不应成为教义，亦即教义本身应为正义之物，因为教义本身是一种确信与坚守，而当确信与坚守某种不义，则势必带来戕害或导致灾难。刑法的规范目的势必影响着刑法的规范功能，且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刑法的规范目的对刑法规范理解适用的直接导引功能，这是一种单纯的司法意义上的规范功能。
其次，刑法教义学的义存在于刑法规范本身的历时性观照之中。正当合理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表达或交流中，但现在看来，这一措辞显得有些随意，因为正当与合理之间不应是正当在前而合理在后的并列关系，而是合理在前且正当在后的递进关系，亦即因合理而正当。
对应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性，法体系作为一个大的且完整的价值系统是对外开放和适时变动的。法教义学的反思批判功能凸显。
如此理解是因为，正当性（legitimacy）本就是广泛使用的政治概念，指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被民众所认可的程度。当同样把谋求和实现正当的规范目的视为刑法教义学的一种怀旧，则渴望恢复便隐喻着义即正当的规范目的，便能够在过去完成时中提醒刑法司法不要偏离刑法立法的规范初心，以在精神价值的层面恪守罪刑法定原则。